《周易卦名考释》辨析

易经六十四卦画相对断代初探（一）

于奕华

《周易卦名考释》是当代易学学者李镜池先生所著。收录在《周易探源》一书中（文内所引简称《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选择这个题目是“在易学里有不少问题，直到现在还无法解答，卦名的含义，也是其中的一种。”“周易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前儒虽有许多解释，始终没有把它弄清楚”。（《探源》页229）

李先生五十多年前提的这个问题，现今很少再被顾及。似因李先生为代表的对卦名含义的解释，已为当代易学主流通盘接受。

李先生将自己的研究结论称为“卦名编目说”或“卦名标题说”。概括的说：“易本只有卦画而无卦名；卦名之增添，由于卦画之难画而易讹，而且也难称谓，不能不给它一个文字的名目；有了名目，说起来方便多了。正如其它古书一样，本来是没有篇章名目的，为便于称谓起见，就在篇首给它一个名目。这个名目就等于我们编排图书目录的符号一样，甲乙丙丁，天地玄黄之类”。（《探源》页280）

李先生的基本立场是“不采易传之说”。就是不采《易传·象传》以卦象来解释卦名含义的立场和方法。八卦的象，照《易传·象传》说是：

乾—天   坤—地   坎—水   离—（明）火

震—雷   艮—山   巽—风   兑—泽

李先生认为：“《大象》的卦‘象’没有什么意义，跟下文没有逻辑性的连贯，它不过把一个卦的构成，内外两卦的‘象’作为说明。”李先生以《象传》对屯、蒙的解释为例做了分析。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屯卦（卦体 ），内（下）‘震’，外（上）‘坎’，‘震’为雷，‘坎’为水，水上升为云，（有云则下雨，说卦的卦象，不说云而说雨。）故说‘云、雷，屯’。就是说，‘屯’由‘震’、‘坎’构成的卦。这‘云、雷’只明卦象，和‘君子以经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蒙卦（卦体 ），是‘坎’下‘艮’上，‘艮’为山，故说‘山下出泉’。这和‘果行育德’也没有关连“。（《探源》页344-345）

而李先生所坚持的“卦名编目说”或“卦名标题说”则认为“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联。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这就是说，它有内容的联系，如师讲军事，旅说商旅，大有义为丰收，大畜、小畜说的是农业和牧畜”。（《探源》页291）

我们将《易传·象传》的卦象说与李先生的“卦名编目说”以乾卦跟其它七卦配合起来的十四个卦对卦名含义的解释做个对比。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

（表一）

李先生分析：“乾与七卦相配凡十四卦，《大象》或根据卦象以说明，或本着卦义而推阐。其义或显或隐，其法也并不一致”。“根据我们上面所举诸例，或取二卦的合义，如泰、否是。……或直取卦名，如大畜，‘天在山中’，于义无取，就用积蓄的卦名的假借义。同人，‘天与火’无义，就用同于人以类相聚的卦名之义。遯，“天下有山”，无义，就取隐遁逃避之义。夬，‘泽上于天’，无义，就取决断之义。八卦为纯卦，都直取卦名之义。其他或取引伸义。例如需卦，需之义为须，等待之意。（《探源》页237-238）

从上边引征的《象传》与李先生对卦名含义的解释的比对，我们看出传统易学与当代易学，在卦名含义的解释上的一个基本区分点，在于对八卦符号象征性意义的取舍上。传统易学对卦名含义的解释是建立在八卦符号构成的象征意义，即卦象的基础之上。而李先生所代表的当代易学，则将卦象即八卦符号象征性意义，排除在对卦名含义解释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当代易学将八卦乃至六十四卦这套符号系统与易经做了切割。这种切割的意义从对易经理解的角度上看并无不妥。现代易学从哲学、历史、文学等多角度上理解和诠释易经。将卦名与卦辞、爻辞做直线的链接对卦画的意义与卦爻辞之间的关联做切割，并不影响这种诠释。但传统易学从卜筮的角度理解和诠释易经，卦画与卦爻辞之间的关联则是前提。没有卦画则卜筮无法可依。没有筮法，卜筮也就不存在了，爻辞也没有区分的条件了。所以传统易学对卦画的依赖，乃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

然而李先生的“卦名编目说”对卦画与卦爻辞之间关联的切割，近乎于将澡盆中的小孩与洗澡脏水一起倒掉。他也想做调合，走折中路线。他又说：“但说卦名完全是后出，这话也未必很对。六十四卦，我想其中一部分原来就有卦名的。例如乾、坤二卦，我看本来就有。因为乾坤代表天地，这观念一定很早，”“八卦之创始，大概是一种文字符号，有它的形音义，也有后来的假借义、引伸义。因为乾音老早已有，所以六十四卦到了演成而又有卦、爻辞的时候，最早的八卦有了音义，其他也就仿照一下，统统定出个名目来。”（《探源》页280-281页）“易的卦名，原来就是各卦的卦画，后人为称谓方便起见，就利用独立标题以为名；在没有独立标题的，就截取卦辞头一句的头一二字为卦名。”（《探源·谈易传大象的体例》页376）

在李先生后来写的《周易通义》一书的前言里，李先生对易经卦名含义与卦画的关联作出解释，“标题也就是卦名。但原来的卦名可能是卦画。六十四个卦画是八卦演变出来的。八卦的构成当在结绳之后。结绳用来纪事，改结绳为书契时，如以‘—’代表一大结，以‘- -’代表两小结，三大结为乾(‘ ’)，六小结( ‘ ’ )为坤。卦画时代，人类已经懂得对自然界作分类；‘ ’代表关于天文的事，‘ ’代表关于地理的事，‘ ’为雷，‘ ’为风，‘ ’为水，‘ ’为火，‘ ’为山，‘ ’为泽。用的是象征表示法。八卦自迭或互迭又构成六十四卦。到了文字创立时，这种象征意义的标志已经不合用，不能代表语言，几于废弃。于是占筮者把它捡起来，用以标记蓍筮之数。但卦画只是一种符号，不好称谓，故根据卦爻辞加上标题作为卦名，‘ ’叫乾，‘ ’叫坤，‘ ’叫震，‘ ’叫巽，‘ ’叫坎，‘ ’为离，‘ ’叫艮，‘ ’叫兑。这八卦自迭用原名，互迭则另立名称。”（《周易通义》页6）

这段完整的论述告诉我们：

卦名不都是后加的；有的卦名是有卦画之始就有的；

卦名并不都是有了文字之后“才给它一个文字的名目”的；

不是“易只有卦画而无卦名”；

这与“卦名编目说”的初衷并不一致。且由此引出一个疑问，那有卦画之始，在没有文字名目之前的卦名是怎样的呢？与后来的卦名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这个看似多余的问题，并未引起易学研究的重视。只是在《帛书易》出土后情况有了改变。

李先生用功治学，自称编“易目”三千余种。致力于“能超脱《易传》而立新说”。然纵观其对卦名的考释，仍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彷徨。平心而论，李先生等先儒致力于卦名含义的解释，使后人望而兴叹。但仍未能尽如人意。也许还是高亨先生看出其中的奥秘“吾人研究周易，不必深究其卦名。而十翼之作者不明乎此，往往讲论卦名，轻下定义，以致陷入纰缪”（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卦名来历表》页45）。

事实证明：对卦名含义的解释是个出力而无结果的事情。说它是“鸡肋”，不能不谈及，又没有更多更深的探究内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抄本的面世，其中对《帛书易》的考释，使卦名的研究峰回路转。

被一些易学学者惊叹为“石破天惊”的《帛书易》竟出现了与易学所依赖的通行本六十四卦有三十二个卦名的不同，以八宫卦序对照如下：

（表2）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八个纯卦的卦名竟全然不同（表三）

对《帛书易》的考证，考古学界和易学界的共识是《帛书易》的年代早于通行本易，抄录文字虽然全然不同，其读音却相通或相当接近，譬如坤古音就读川。

但更深入地研究表现出不同的取向。

我们没有严格的划分根据，姑且简称之为“创新”说和“依旧”说。以李镜池先生对乾卦卦名的释义为案例分辨两说的大致：

以对乾卦的释义为例。李先生根据闻一多的考证说：“乾的本字为斡，北斗星的别名。北斗在天象中为主要的星，天随斗转，北辰为众星所拱向，故以北斗代表天，其名为斡，斡即乾之本字。”“乾古文象星形，故知乾之本为斡”（《探源》页281）

创新说认为：“键，本指锁，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之意，假借为建立、刚健、强健等义”，结论是“卦名以键列于六十四卦之首，盖以此卦为六十四卦之门户（即关键）。（郑球柏《帛书周易校释》）

这里看出，郑先生的校释不受制于乾的本意，也不把乾与键的读音作为两者之间的关联，而是以字的本义来释读，结论自然是创新。

而依旧说则认为 “键除《说文》引申为关键外，还假借楗字，为木锁意，键、健同为建声，同声通假，故今本之乾，与帛本之键义实相同”。（刘大钧《帛书易经异文校释》）

这里看出，刘先生的校释旨在卫护乾的本意，把乾、键之间的相同读音作为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以音通为本来释读，沿袭了易学研究史上的通例，也就是以古字之假借通训为条例。

说它依旧，是因为这是照清代中叶学者焦循的路子走的。焦循在《易话下·周易用假借论》中定下诠释周易的条例之一，即假借体例的原则：“六书有假借：本无此字，假借同声之字以充之，则不复更造此字。如许氏所举，‘令’‘长’二字，‘令’之本训为‘发号’，‘长’之本训为‘久远’，借为‘官吏’之称，而官吏之称，但为‘令’‘长’，别无本字。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无不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以此为条例之一。

焦循“阐发出时行、相错、旁通等三个基本条例，将‘向内诠释《周易》经传’这一取向发挥到了极至。”（郑吉雄语）

相反的看法则是 “其实割裂文义，支离破碎，不可卒读。”（李镜池语）“近其声即通其义，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的“古字之借假通训”则为李先生所指“这个办法未必一定可靠”。

如果按照同声通假的条例去释读《帛书易》与通行本易八个纯卦卦名的差异，我们只能说：

一、《帛书易》与通行本易卦名的差异并无实质意义；

二、《帛书易》以及可能再发现的其它抄录本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被同声通假化解；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按通行本易为样本去矫正差异。使之相合，其最终千古不变的《周易》，只能是通行本易——汉易。

话说得多了，离了题。再回到“创新说”与“依旧说”在对李先生解释乾卦的案例上来。

“创新说”直取键之本意置乾于不顾，结论是“盖以此卦为六十四卦之门户（即关键）。使李先生的“卦名编目说”或“标题说”失去了赖以建立的基础。无疑是对易经研究的颠覆。

“依旧说”以同声通假化解了乾键之差异，结论是“故今本之乾，与帛本之键义实相同”。使人觉得楗为木锁意，与乾为斡即天，相差十万八千里，“卦名编目说”将两者划了等号，比卦象说的“云上于天，需”。“火在天上，大有”显得更不靠谱。

我们不妨把前边的事做个大致地归拢：

李镜池先生不采易传之说，对易传的所谓卦名卦象说提出质疑，想以“卦名编目说”或“卦名标题说”取而代之。而《帛书易》的卦名与通行本易的卦名文字上的差别，使对卦名的解释又生出歧义，动摇了“卦名编目说”，却又不能回归“卦象说”。这就好像我们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有好几条看上去都走得通，但却无法确定哪条是我们所要到达目的地的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先确定我们自己站立的位置的方向与要去的目的地方向上的一致。

这看上去似乎比选择路费事，是个笨办法，但如果方向上选择出了偏差，那走下去将会更麻烦。话说回来，对卦名含义的解释上发生的歧义，问题可能不在于对卦画的取舍上，不论是卦象说依据卦画的象征意义解释卦名，还是卦名编目说对卦画所做的切割，最终都不可能说清楚卦名的含义，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李镜池先生所说的：“二千余年能超脱《易传》而立新说，还《周易》本来面目的未见一人”。（《周易通义》前言），李先生试图超脱《易传》，但还是碰了壁，走的还是一条不通的路。那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和解释李先生这个结论所概括的历史事实：二千余年未能超脱《易传》去研究易经，根本原因在于易经本身可能就是《易传》作者们自己的作品。是《易传》的作者们对远古以来遗留下来的资料（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口述留传下来资料片断），整理加工的成品。就像我们现代整理《格萨尔王》那样。这个过程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实际上也反映易经形成历史过程的漫长。

对这些年代久远的口述片断资料的判读，形成书面文字，假借通训是情理之中的事，错讹也在所难免。它最后的写定当是以汉代《周易》为最终成果。假借通训，同声通假也就成了各种纠错的一种手段。而能够形成对照的，能看出错讹的，当然只能是汉易写定本即通行本易形成之前的各种抄录本。《帛书易》可能是很幸运被我们在二千年后看到的其中之一。这就是《帛书易》的意义所在。

假如我们仍以同声通假去化解《帛书易》卦名的差异，那我们真的是被汉易及《易传》作者们蒙到死不瞑目。而为我们的后人留下深深的遗憾。

这样讲还很笼统，还不着边际。具体地讲对《帛书易》与通行本易卦名的差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被打上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就是同声通假。这个说法的理由何在？

前边我们说过，学界的共识是《帛书易》的卦名与通行本易的卦名，有文字上的差异的一面，也有读音上相同或相接近的一面。但以读音相通，文字假借来解释差异，又无意中回到了《易传》的立场上去，并未能超脱《易传》而立新说。我们说它是“依旧说”的理由也在此。

焦循以文字通假来诠释《周易》经传，是他未见过《帛书易》。也就是说他还是在通行本易的范围内打转，即未超脱《易传》。刘大钧先生的校释“依旧说”未超脱焦循，也还是在通行本易的范围内打转。仍未超脱《易传》。这就是说以通行本易为范本来释读《帛书易》，无论如何挣扎，你还是陷在《易传》作者们同样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而要想挣脱《易传》的束缚，就一定要有新的视角度。这其中就有对同声通假这个概念的历史认识。也就是文字差异和读音接近两者的统一性的认识。说得直白一点，文字差异和读音接近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这就是过程中的对立统一。

关于这一点，我在下边做一点粗浅的解释（纯属门外汉的班门弄斧）。

我们知道，汉字汉语研究的“六书”之说的假借或同声假借，是以音通为本，音同或相当接近的字可相假借，就是说不只限于字形，也与音、义有密切关系。然而它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因为古文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都和今天的汉字有所不同。用今字的形、音、义推论到古文字，每每会酿成错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学界对甲骨文的释读曾有一场风波，起因就是这同声通假。郭沫若先生释读甲文喜于声类求其解，而容庚先生认为并非声同者便可通假。实事是对甲文释读的进展证明，容庚先生的主张是对的。这告诉我们：在古文古语中同声通假并非通行无阻。通假在古文字中不是绝对的，恰恰相反，并非声同者便可通假倒是绝对的。这要从古文字的演进过程看。古代汉语是具有单音缀的和弧立的两种特性的，对原始汉字是以形象写词法形成体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基础。这可以被看作是同声通假的源头。但这个源头不能畅流无阻。“以形象写词法创成的原始汉字体系是按照一条基本原则，两条基本规律写词记言。…两条基本规律是：趋简，求别。这两条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趋简的同时，必须求别；简而不别，则将影响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求别律并不是简化的反动—繁化。求别之字依然趋简。”（孙常叙为马如森著《殷墟甲骨文》一书写的序言）以孙常叙先生所言，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和解释同声通假：我国文字的演进过程，甲骨文所表现的并非声同者可通假的现象，是对它产生之初或者文字创建之前所普遍存在于语言上的声同所做的屏蔽，即因求别而存异。而规范后的文字则按趋简的要求，即因趋简而求同，延续和保留了音同者可相假借的原始特征。这就为我们探讨六十四卦的卦名而由此引发的卦画断代提供一个参照系统。

这个因求别而存异，因趋简而求同的过程有时间顺序上的划分。前一个求别规范可能发生在甲骨文时代，表现为文字上并非声同者便可通假，其证明可在甲文释读中查到。而后一个趋简规范可能发生在秦汉时期，即秦统一中国时实行的“书同文”和汉朝“说字未央廷中”即为文字问题召开过两次大会，规范文字以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经书的订正。表现为文字上音同者可相假借。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后一个时间所发生的趋简规范的成果。许慎没见过甲文，它所讨论的古文，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古文字。这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说文解字》来释读《帛书易》的卦名，无形中将《帛书易》框在战国时代以后的年代的文字特点之中，那就是未超脱《易传》。与通行本易的区别并不太大。同声通假又淡化了两者的差异。结论自然就简单了。

但如果不依据《说文解字》，而是按时间的顺序从《帛书易》的年代往前推，一直推到甲骨文时代之前。让卦画产生的年代与卦名产生的年代回到文字未创之前。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简言之，音通假借仅仅有语言上的意义，而没有文字上的意义。或者说后来文字上的通假，只是原先语言相同的表现和延续，音通为本，仅此而已。假借只是借声，一点不涉及其原字形、义如何，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只取其声，不取其意。

罗嗦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什么呢？与卦名考释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卦名乾与键就是卦画‘ ’的读音通假， 对《帛书易》的校释忽略了一点，都未将卦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考虑在内。

把《帛书易》的卦名和通行本易的卦名退回到最初，两者都归零。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奇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会消失。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平静地浮现出来。让我们又回到李先生的《周易卦名考释》上来了。这个奇点就是在李先生所说的：“原来的卦名可能是卦画”这句话后缀上“读音”两个字。这也是我们对李镜池先生《周易卦名考释》辨析所得的结论。

“原来的卦名可能是卦画读音”，是说无论是《帛书易》 还是通行本易，其卦名所用的文字都是卦画读音的音标。音通为本，只有音同或相当接近才有所谓同声通假，这里卦名是卦画的读音，是里在先；文字的音通假借，是表在后。据此可以说卦画的读音即卦名并不是后加的，而是有卦画之始就有读音，就是卦名。在文字创建之前正是因为卦画有读音它才能得以流传下来。有了文字之后给了它一个文字的注音，这个文字的注音正是读音相同或相当接近，才有了《帛书易》和通行本易在卦名上的差异。因保持和延续了语言发音的音同或相当接近才有文字可相假借，至于卦象说，标题说都是后文字时代的衍生物，前者是望形生意，后者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卦画读音的音标与卦名的含义一点关系也扯不上。

六十四卦画的卦名就是六十四卦画的读音。它是音标。读音的差别转化为注音字的差异。这可能是《帛书易》与通行本易卦名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文字上的差异既不能为卦象说提供支持，又不能为标题说提供证据。望形生意和望文生义都会导致混乱。就是同声通假也不能改变这种在易学研究历史上已被证明的混乱。

而卦名是卦画的读音这个结论的意义并不在对卦名含义的解释上。它为我们对六十四卦画的相对断代提供了一个时空参照系统，借用考古学术语就是提供了六十四卦画“原生堆积”和“次生堆积”的判读坐标。对六十四卦画的相对断代也许会成为帮助我们撬动一个从未开启的大门一个支点。为我们探索六十四卦画这套符号系统的产生和流传与探讨古代文明起源提供线索。

这个线索是人们从未直接接触过的。（本文完）

二O一一年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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