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丰卦爻辞的释义依据是什么
于奕华
我们对丰卦爻辞的释义与传统的易学研究背道而驰,大相径庭。那相比之下,孰对孰错,有没有判别的标准可参照,这个标准是依据什么定的,它是否适用于对全部易经卦爻的释读呢?
易经卦爻辞是说卦的。卦是由卦名和卦爻组成的。卦爻辞是说明由六个长横短横的不同形式组合的六十四个单体卦画,及以长短横排列顺序为内在联系,即卦爻所包含的意义。对易经的解释就是把卦画、卦名、卦爻,卦爻辞贯通使易经表达完整的意思。不足五千字的《周易古经》之所需要解释,是因为经过编纂者的修订仍然保存了文字古简,语句生僻的原形态,后人读起来往往会杆格不通,百思而不得其解。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甲骨卜辞。《易经》通行本的编纂者可能是根据自己对《周易古经》的理解程度对形成《周易古经》的材料做了删改。这也是后代的周公孔子经手修订过《周易》的传说的来源。这个揣测可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的行文用字与通行本《易经》的差别中得到印证
读易经之难造成了读《易经》必先读解释《易经》之材料,方能 入门的现象,犹如婴孩不能进食,需咀嚼加味后给食一般。读《易经》者,所读的都是对《易经》的解释,所懂者,大多都是由解释(易经)的先入为主。
然而在诸多解释《易经》的书中,对同一卦的同一句卦爻辞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使读者丧失了判别其中孰是孰非标准的原因则是没有标准可言。对这种现象有位研究者解释说 “《易经》之中,辞是对卦爻的解释,而卦爻本来是无辞的。卦象之中,六十四卦又是八卦的发展。再往前推,起初可能仅有阴阳二爻以定吉凶而已。因此,一部《易经》,乃是由二爻、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传依次发展的金字塔形结构。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源头,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的发展、发挥。好像从一个山泉流出的水,起初只是涓涓细流,后来汇进了支流和雨水,成为一条浩荡奔流的江河。《周易》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发挥的产物。(李申《发挥派与本义派——易学方法论两派述评》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期页58)。
从李鼎祚编的《周易集解》看汉易,卦爻辞是讲象数;魏晋时王弼专言易理,把汉代讲象数一套东西全不要了,卦爻辞是讲易理的;宋·朱熹《周易本义》以卦爻辞为筮辞,视易经为占筮之书;宋·程颐作《易传》讲义理,把周易看作哲学,对卦爻辞另有一套解释。我们从本文开头罗列的六家对丰卦爻辞的不同释义中可以看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看,同一句卦爻辞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似乎都有道理,而却又都找不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道理。对这个历史的延续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是《易经》释读的不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易经》内容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对《易经》释读的不确定性。那末易经的内容有确定性吗?或者说易经有本意么?答案是肯定的。问题深入一步就是如何确定易经的本义,我们可以捊出一条线索来看看:欲求易经之本义者,必先辨明卦画卦爻辞之本义;欲辨明卦爻辞之本义,必先辨清对卦爻辞释义之对错;卦爻辞释义对错,则必有标准可鉴;而其标准的确定,全然在于对卦画功能、卦爻辞所描述对象之确定。
卦画为靶,卦爻辞为箭,对卦爻辞的释义就是有的放矢。
这个命题在传统易学研究中,有三个选项:
易经六十四卦画及卦爻辞是用来占筮(象数)
易经六十四卦画及卦爻辞是说明阴阳之变的道理(易理)
易经是讲人生处世道理与道德修养理论(哲学)
之所以不能由三个选项求得易经本意,就是没有确定的标准来判读易经卦爻辞释义的对错,也就是说这三个选项都是可以随意地去解释易经的卦爻辞义,怎么说都行。
这就造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镜象”,犹如置身于多面角度不同的平面镜围合空间,会使人感到深远无边,而实际是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产生了视幻觉。我们说对《易经》的释读是有确定性的,就是认为《易经》卦画和卦爻辞所描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至于易经被赋予象数义理的意义,则是《易经》产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所发生质的变化的产物,是被抽象、被幻化、被发挥、被扭曲的结果(上述内容属于易经史研究对象,本文不再深说)
易经史上对易经本意的探求延续已久,可结果却令人失望。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是不是像一位研究易学史的学者说的那样:“事实上,如果我们一味执着用‘求本义’的心态去审视每种诠释《周易》的材料,最后必然会大失所望。其实《易》学界早已有学者指出,《周易》经传的众多作者,不断从阴阳二爻的基础上发挥新的理解,灌注新的思想而成。这样说来,从卦爻辞的作者一路到《杂卦》,《序卦》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易》的文本(对卦爻辞作者而言是阴阳爻画,对《杂卦》《序卦》作者而言是《易经》),而建构属于自已的思想系统。”(郑吉雄《易图象与易诠释》页92)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否定传统 “求本义”的理念,点到了传统易学研究“求正解”的命门。
但传统易学研究中,求本义者,求正解者前仆后继,屡败屡求薪火相传。距今二十多年前,曾有位研究易经的学者以《易经求正解》为书题(郭扬著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出版下引此书只标书名页数)。对求正解做如下阐述:“书题‘求正解’三字的含义是‘追求’与‘寻求’。拨开易经上的迷雾,追求它本来面目的认识是我们的目的;寻求是方法问题。我们将尽自身的能力所及去探索八卦,六十四卦等的起源及其与古代科学的联系。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合乎历史状况,求实求是。尊重前人成果。但决不盲从。‘求’字还表示我们想这样做,并不等于做到了这些。”(《易经求正解》页11)
作者这个求正解的理念我是赞成的。我撰写本文以《丰卦正解考》为题,也有意效仿。其实“求正解”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什么创新。它只不过是对易学研究形成所谓的“发挥派”和“夲义派”之夲义派的另一种说法。易经诠释架构在于取向不同。所谓求夲义或者求正解的取向,以五十多万字的专著《易经求正解》一书为例。作者着力于凡与卦爻阴阳二爻沾上边的尽收其中,内容包括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药农工,甲骨金文,风俗气象。范围所及古今中外,典籍野史。意在造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构造。目的在于“使易经重现夲来的面目。”对六十四卦卦义的解释则“义理与象数并重,兼采各家之长,以能达到正确解
释卦义为目标”(《易经求正解》页450)
然而,宣言“求正解”与能否修成“求正解”正果,却并非一回事。翻检《易经求正解》一书对六十四卦卦义的解释,我们看到了作者声言“义理与象数并重,兼采各家之长”是怎么做的。下面以作者对丰卦的解释为例。我们将作者的解释与依据分别罗列如下
从以上作者对丰卦卦义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些解释与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六家注释并无二致。作者也是照着《彖》曰《象》曰,也照着何妥注,孔颖达注,崔憬注,王弼注,程颐注,朱熹注一路罗列下来。这样自然是“义理与象数并重,兼采各家之长”了,而作者自己所求正解则湮灭于旧说杂说之中了。
我们不能苛责作者的良苦用心。翻开易经研究史,凡欲超脱《易传》,而作者自己求夲意者,求正解者,求新意者,无一不与初衷相悖,仍是重蹈易传覆辙。以《易经求正解》为案例,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花费了心血,以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构造的多层次多角度以营造释易“求正解”的氛围,而最终落实到对六十四卦卦义的解释上却并末超脱《易传》之旧说。仍是义理派与象
数派旧说的七拼八凑。审视“求正解” 失落的原因,如果不是盲目排斥性导致人们的无知,或是沉浸在一孔之见的夸夸其谈情绪中,如果我们正视历史和现状,那我们就能想到,问题的发生都归结在对卦爻辞的解释上。
也许有人会问,对卦爻辞的解释不就是依照字义词义吗?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别样的解释吗?
这样提问并不错。的确是要照卦爻辞的字义词义去解释卦义。但这个不错的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试问有什么根据去说《彖》曰《象》曰,九家注易,《说文解字》,《尔雅释诂》所说的就是对的?又依据什么去判断《易经》的注释家就真的弄懂了易经卦爻辞的字义词义讲的是什么?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先不下结论孰对孰错,就字论字,就词论词,注家歧义丛生,说明其中就有不懂易经卦爻辞字义的。我们以丰卦爻辞中的“蔀”“丰其蔀,日中见斗”为例,做个比较:
与旧说不同本文《正解考》以“丰”“蔀”字义的不同解释,展开对“丰其蔀,日中见斗”“丰其沛,日中见沫”的解释。我们且不说旧说对卦义的解释的对错,从结构构件上说将“丰其蔀”解释为“位不当也”,将“日中见斗”解释为“幽不明也”是没有判别标准的。而将“丰其蔀,日中见斗”解释为日食发生的条
件,所依据的天文科学则是有标准的。有标准则可验证,没有标准就无法验证。这从结构的意义上讲,则是由构件本体的性质决定的。
由此我们就有了可验证标准的第一个参照的特征:
易经卦爻辞所描述的对象,是能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不是发生在我们头脑意识活动的主观抽象观念。
我们再来做下一个对比
黄宗羲此说依据是卦象。虽然明夷卦体是离下坤上,与丰卦卦体不同。然而却并不妨碍对此做日食过程解释。在他看来理由很充足。他说“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象备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易学象数论原象》页129)尽管卦象不同,而从不同的角度都做出相同的解释。
在黄宗羲看来:“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 ,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意反晦矣。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其所欺”(《易学象数论.自序》)他要与传统易学研究划清界限,试图”以象数为主脉,建构一个清楚而周延的解释体系”。从结构上说他透过”深入精细的分析,从最细微的地方去辨别,不同体系的学说彼此之间不相合之处,以厘清各种牵合附会的理论”(郑吉雄)。尽管分辨出不同,但他认为这是 “象数”不明而造成的。如儒者能明“象数”则旧说不攻自破。他以象数为主体来辩证。这在形态上与旧说仍是一奶同胞。是在原象的立场去反对伪象
他以丰卦明夷卦解释日食,把乾卦之象解释为季节的变化,这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对易经卦爻辞解释的一条新路。他并未深入进去,原因就在于从形态上就堵住了自己前进之路。他的解释只能停留在观察到的现象上面,而不能深入到对支配现象的规律的认识。由此我们就引出了确定标准的第二个参照特征:
易经卦爻辞所描述的不仅是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现象,还有现象背后的知识,这就是对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的知识即科学。
与此有关联的是确定标准的第三个参照特征:
易经卦爻辞所描述的内容,具有特定的意义,是有限制的非逻辑的外延。也就是说它的特定的意义是排它的,是证伪。如果我们认定卦爻辞描述的是科学意义,那上述的特征就不用费力的去解释了。如果认定易经的内容是发挥派的产物,即“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那就不得不再澄清这个特征。这就是从功能上的考量。这就要从对易经卦辞的分类上来限定它们的外延。对易经卦爻辞做分类,近代学者高亨先生曾做过尝试。高亨释易的立场有二;一是不守易传,二是不谈象数。这个立场是继承“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和“以易而论,看上去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的章太炎延续下来的,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李镜池,容肇祖等所谓的“古史派”坚持的立场。
他认为易经是“有一定价值的上古史料”,“我们研究易经的目的是考察上古史实。”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一书中专辟《周易筮辞分类表》一章。他说周易筮辞共四百五十条(卦辞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乾用九,坤用六多一条)。皆不出乎记事,取象说事断占四类“周易每卦爻之筮辞、以其性质分之,可得四类…一曰记事之辞乃记载古代的故事以指示休咎也,二曰取象之辞者,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三曰,说事之辞,乃直说人之行事以指示休咎也;四断占之辞者,乃论断休咎之语也。”(《周易古经今注》页46-56)
现将高亨先生对丰卦卦爻辞分类与本文《正解考》的分类对比如下
对以上分类高享先生说“‘记事’ ‘取象’ ‘说事’三类辞是前提,而‘断占之辞’是断案。这样分析最能显示周易古经本是筮书的性质,也能显示周易筮辞的表现方法。”(《周易古经今注》页3)高亨先生对丰卦爻辞的分类解释,落到“显示周易古经夲是筮书”这个最终的结论上来。并由此展开对易经的解释和研究。
而本文《正解考》对丰卦爻辞的分类,展开的易经是历书的性质。它显示出来的是卦画的历法功能。从历书的性质可以同时看出易经历书形成的时间轨迹。从内容上可以分辨出先后顺序来。最初是观象授时历法的纪日,纪月的卦象,而后是月相变化阶段的标记,再后是对冬至划分、闰月、它就形成了阴阳合历的特征丰卦就是朔日,是对观象授时历法的验证。在历法功能确定后,才有可能实现依照历法进行社会活动。这就是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与占月求兆这个人类物质生产同时发生的人类的意识生产过程中,对时间的认识是最基本的条件。人类对自然依存活动的认识,这就是民俗,择日记梦解梦。而易经中的历史事件不过是这个发生过程中的偶然。上述的内容都包含在历史这个范畴中。章太炎以为易经是一部从草昧时代到民本意识形成时期的社会进化发展史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只不过他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说明。易经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卦爻的基本框架和功能是历法科学。那些有关伦理、道德的内容是最晚掺杂进去的。相对易经的性质而言,只是皮上的毛而已,义理派和象数派充其量只是解释易经的皮毛。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 中,卦名和卦序与通行夲易经有许多不同之处。引发了对易经成书过程的质疑。其实卦名的不同只不过是卦画音标读音不同,并无实际意义。而序卦的不同说明易经卦序是几经变化的,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卦序的变化是正常的。说明卦爻的历法意义被后来的筮书意义所混淆。
以上我们分别做了三种对比。这可以看成是分别从结构、形态、功能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易经的解析。如果我们不急于对易经的解释做出正确错误的判断,只是先求得一个相对简单的规范,就是诠释标准的规范,或许我们可以从两千年来对易经的过度解读和误读的状态中走出来。
我们所坚持的求本义或正解,先不说正确与否,至少是以有标准为前提的。是可以在科学立场上得到支持的。或者说,即使从结构、形态、功能三个不同角度对丰卦卦义的诠释,都可以统一起来,而不发生矛盾和笑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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