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氏“一画开天”正义

三论六十四卦画古历的基础

于奕华

提示：文章通过对立杆测日影法的科学意义的阐释和实证，来说明伏羲氏一画开天的真正意义，不是伏羲氏灵感突发，画出八卦，而是立杆测日影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六十四卦画生成为标志的。进而证明六十四卦画生成的条件是历法的发育，梳理出卦爻、卦画起源、发生发育的线索。说明了为什么说六十四卦画是一部古代历书。

对在易学研究史上寻找一条探求易经本来面目的全新道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易经研究史上，有一件令人生疑的事。

在易经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不发生争论，并且争论的意见都不止各持己见的对方，往往都是多方之间的混战。所引用的典籍各有出处。唯一没有争论的问题，就是八卦来自于伏羲氏的一画开天。古代神话传说和典籍中找不出除伏羲氏之外有第二个人与画八卦有关的线索来。但就是这看起来毋庸置疑的定论，却因它的出处暴露了它是易经中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疑点。

由一画开天是从何而来，引发了什么是一画开天？它要说明什么？它能说明什么？等一系列关系易经本原的疑问出来。

“伏羲一画开天，则《易》故始于一画。至一画以前，则伏羲未尝示其象，文周未尝系以辞，后之人何从而测之？”

“在此一画之先，是非可言语以形容之，非可以物象拟议之者也。”（《杭氏易学七种·学易笔谈二集卷一》页457）

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懂易经的仅有两个半人中的一位，杭       辛斋如是说。

一画开天从何而来？简言之：不知道！

陷入不可知困境，必然要寻找一条求存之路。这便有《易传》作者，托孔子之名，为伏羲一画开天以前，找个着落。“于是假定其名曰‘太极’”，便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么一个像是祖谱的定式了。但太极毕竟是“假定其名”，就像是为一画开天后认的养父，从血统和遗传基因上看，这种抱养认领关系，还不是血缘。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就怀疑《易传》并非孔子所作，而是道家的作品。就是看穿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照抄《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

这如同为《易传》和一画开天又找到了生父。不能不使易学研究大为尴尬。就像一个自诩有贵族血统的人，被人揭发出是从孤儿院中抱养的弃婴，而他的生父竟是一个酒鬼。易有太极使一画开天没有了底气。

可伏羲氏一画开天并不是弃婴。它的生父并不是《老子》，而是比《老子》还要尊贵的上天。脱离与太极的收养关系，回归到自然科学，回归到历法，伏羲一画开天的真实身份就是历法科学史上的立杆测日影法。乃是天之骄子。因为揭示六十四卦画古历，六十四卦画生成奥秘的正是一根垂直于地面而立，指向苍天的长杆在太阳照射下形成的影子，我们的祖先才形象地称之为“一画开天”。

简单的利用一根垂直于地面，指向苍天的长杆观测它在阳光下的投影变化，反映了古代先民对物理科学和地理科学的重要原理和意义的认识程度。

一、立杆测日影法的物理学相对性原理意义

历法在人类远古、上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观象授时时代。“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对探索基本天文数据的描述。所谓天文数据，包括回归年，朔望月，节气，置闰周期，推算出年、月、日的标准化系统，使之“直观可计量，可重复再现，可验证，可预测”，用于描述季节变化，以适用于生产和生活。这就是历法科学。

在诸多天文数据中，回归年长度的测定是根本性的。所谓回归年，今天的理解是：太阳从黄道上某个天文点出发运行一周，又回到该天文点所需的日数。通常是利用两次日出最北方位或最南方位所间隔的日数来确定。

在我国历法史上一直是沿用立杆测日影的办法来测得回归年长度。立杆测日影法，是人们利用垂直于地面立杆，观察中午杆影长度的变化规律，得出一年中正午日影最长的时刻—日南至为冬至时刻，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时刻——日北至为夏至时刻。以观测结果来确定和验证两个日影最长时刻的时间间隔，得出回归年长度的数据。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为止，而它的起始时代最晚也是从殷代开始就存在了。看似简单的立起一根长杆，获得正午影长变化的结果，它却反映出对物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的认识，这个原理就是相对性原理。

我对物理学知识一知半解，也不敢掠人之美，兹抄录一位学者的论述如下：

“古历算中选取的基准面，是地球面表观察者所在的地平面。如果取在水平面内子午线为一坐标轴，过子午线作垂直于地面的平面，我们称它为子午面。再作垂直于地平面和子午面的平面我们称它为卯酉面。观测地的地平面、子午面、卯酉面构成了观测地的三个空间坐标面，就是古历算的三维空间坐标系，即阴阳学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由于地球的自转和绕日公转，所以，它随时都在宇宙空间改变取向。古代的时间观《周髀算经》中说：

“故月与日合，为一月；

日复日，为一日；

月复星，为一岁；

三句话为三个定义。

月定义为两次日和月重合的时间间隔。

日定义为今天的太阳位置同昨天的太阳重合的时间间隔。

岁定义为两次日和星（指恒星）重合的时间间隔。

由此可见，《周髀算经》是采用了天体运动中每一重复出现的间隔为每个时张的定义。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太阳视位置，每日每月都在变。这样用牛顿的绝对时间去观察天体运动，就会出现不相吻合的差异。不仅如此，相对论认为时间坐标是独立于空间之外的独立坐标，而中国古代历算家则认为，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与天体运动的空间坐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彼此对应的。

基于上述，在天文赤道坐标系中考虑天体运动（如太阳的运动）时间定义为时角（按：天体的第二坐标系是大圆弧FB=t，或球面角FPO，称为天体的时角）。时角所起的作用，与天体的空间坐标赤经完全等价，为一回事。考虑其它天体的运动，知道它的时角和太阳的时角差，也就知道与它对应的时间。又从时间的尺度日来看，它是由于地球自转，太阳视运动所走过的周日圆周长。剖开这个圆，就得到时间的尺度——日长线段，这也说明时空一致性。

以上是阴阳学说的时空。从中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而是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甚至在时间坐标上较之相对论也有某些相同之处”。（郭杨《易经求正解》页386-387）

郭杨先生概括说明我国古代阴阳学派历算准则的基础与现代物理的基础之间的共同性，即相对性原理。这个原理是上世纪初由爱因斯坦当做假说提出来的，而后被实验证实，成为举世公认的科学原理。

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是：

第一条叫相对性原理：即物理定律在一切惯性系里都是一样的。

第二条叫光速不变原理，即在一切惯性系里所测得光的速度值是相同的。

与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有关的不是狭义相对论原理的结论。而是爱因斯坦提出这个原理时所涉及的两个基础性的支撑。一个是对原理阐述“用了明可夫斯基所给予相对论的形式……这位数学家首先清楚地认识到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形式上的等价性，并把它应用在建立这一理论方面”。（《广义相对论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页279）另一个是对原理推导中，用数学形式表达一个参照系的空间、时间坐标和另一个参照系里的空间、时间坐标都有关系，就是洛伦兹变换式或称洛伦兹方程。

我们可以不去理会明可夫斯基用数学方式的复杂演算，也不必重复洛伦兹变换式的演算过程，我们只在最简单的逻辑实证层面上说明，六十四卦古历与之相同的认识基础。

用立杆测日影的方法观测到太阳投影在地面上长度的变化，观测到冬至时刻正午投影最长，夏至时刻正午投影最短，用影长的变化来确定回归年的长度。可是如果设问：哪一天正午时分立杆所形成的投影最长？回答自然是：冬至时刻这一天正午时分。而如果设问：冬至时刻是哪一天？回答是：正午时分立杆所形成的投影最长的这一天。这两句问答实质上等于什么都没说。是一句同义语的反复。因为你要回答的是冬至时刻是哪一天。就是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分，才算是回答。我们今天知道，是每年的公历12月22日的某个时刻。因为这是月份牌上印的提示。那么古代先民是如何知道公历12月22日的某个时刻就是冬至时刻呢？他们并没有印在纸上的月份牌。难道是每天将近正午时刻都站在立杆附近，大眼瞪小眼全神贯注地看着太阳在地面上的投影变化。一年365天都傻站着等待日影最长时刻的到来？

我对“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推演说明：冬至时刻，是太阳对立杆的投影在正午时分，光影投射在地面上（圭面）与子午线重合位于夬姤卦行之最上端，夬卦画的六条横之最上端的那条短横上，而由其它五条长横加以隔离，使之唯一凸显出来确定的。夏至时刻也是由太阳对立杆的投影在正午时分，光影投射在夬姤卦行排在最下一个卦位的，姤卦画的最上端的那条长横来确定的。同一行卦画排列在最上与最下的两个卦位之间的空间距离，表示了投影空间的变化。这是由地球与太阳之间公转和地球自转的匀速运动决定的。这种空间位置的变化就由空间坐标的变化表现出来。这个空间位置的变化过程，所对应的季节变化是一个时间变化过程。而描述季节变化的不能单由立杆投影变化空间坐标（yx0）的变化一个方面反映出来。它还必须是由包括夬姤卦行在内的表示空间的坐标的另外一个表示时间的坐标系统来完成，这就是由游标P在六十四个卦画构成的圭面上的移动的坐标（xy）来确定的。

当立杆投影达到夬卦画最顶端的那条短横时，游标P下移到所在那个卦画位置，和乾、坤两个纪月卦所在的月位共同表示出的是当日的时间，这就是时间坐标。夬姤卦行的每一个卦画，也承担表示时间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在形式上的等价性。

推而广之，六十四卦古历的基础可以用相对性原理的基础来解释，相对于观测者来说，由立杆与太阳，立杆与地面（圭面），圭面（卦画）与游标P共同构成的是三维空间。在三维空间，空间坐标，时间坐标之间可以转换，体现出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形式上的等价性。这个转换是通过“六十四卦画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实现的。我称之为“伏羲氏变换式”或“伏羲氏方程”。

对这个问题的理论阐述可参阅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之A《对相对性公设的原则性考察》一节（爱因斯坦文集卷二页279-288）。

但是在“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的推演过程中，空间坐标在回归年里（365·1/4）冬至时刻正午立杆投影总是固定在夬卦画最上端的那条短横上，而显表示时间的游标P却每年都发生变化，并不固定在 一个卦位上。这个变化是不是说明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形式上的等价性是个不确定的变量呢？恰恰相反，通过“六十四卦画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对闰月周期确定的推演进一步证实了等价性。这一点，我在《对易经卦辞“亨”的破译》一文中作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我们用一个具体实例来进一步说明。

自然科学史学者陈久金先生介绍我国历法发展时谈到冬至时刻的推算，说起立杆测日影方法的发展过程。要想测定冬至的时刻，关键在于观测方法的革新。这种革新方法，首先是由南北朝时刘宋的祖冲之发明的。

“基本设想是这样的，既然不能用一次直接观测的方法来确定冬至时刻，祖冲之想出了一个利用多组观测法，并经过数学运算来达到这一目的。祖冲之不但是天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利用数学知识为天文服务，祖冲之有能力办到这一点。

他作出两条假设：1、冬至前后表影长度的变化是对称的，即冬至前后时间间隔的两个时刻，两者的影长是相等的。2、影长的变化，在一天之内是均匀的。这两条假设虽然并不严密，但误差不大，对当时实际是可行的。

有了这两个假设之后，如果该年冬至时刻不在正午，而在正午以后，那么冬至前23日的影长，一定比冬至后23日的影长短，而冬至后24日中午的影长则比冬至前23日的影长更短。由此便可作出如下假设：在冬至后23日中午与24日中午一昼夜之间，必定有一个时刻的影长，与冬至前23日的影长相等。这个假定影长相等时刻的晷影，虽然不可能在同一地点观测到，但它一定会发生在该地西部某个地区中午。（下略计算式）

通过以上测算，祖冲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求出了准确的冬至发生的时刻。这一方法的发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利用科学方法准确测定冬至时刻的新纪元。为祖冲之创立的观测方法，被以后的中国天文学家一直沿用到明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为止，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巨大。”（陈久金《中朝国天文大发现》页88-89）

生于公元429年的祖冲之，获得这样的科学成就，值得赞赏。可如果说祖冲之所创建的方法，早在距7000-8000年前就被使用过，当时就是人们共知的方法，不能算对祖冲之的不尊重吧！

在我设计的“六十四卦全新排列结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中，设计了与子午线重合的坐标轴y，在这个坐标轴上排列着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从上到下的六个卦画，紧贴在这个卦行的逆时针方向是大过（ ）鼎（ ）巽（ ）讼（ ）豚（ ）从上到下成一行的五个卦画，这一行也是垂直于坐标轴x的，它们比夬姤卦行低一个卦位。紧贴在与子午线重合的坐标轴y的夬姤卦行顺时针方向的是咸（ ）旅（ ）渐（ ）否（ ）賁（ ）五个卦画，这一行也是垂直于坐标轴X的，它们比夬姤卦行低一个卦位。我承认这种安排是人为的，目的是凸显夬卦画，使之居中，凸显一个卦位，以便使冬至时刻的正午的影长正好落在夬卦最顶端的那条短横上。

对照祖冲之利用冬至前后23日影长变化来观测冬至时刻精度的科学方法，我们意外的发现：紧贴在夬姤卦行左右，低于夬姤卦行一个卦位的大过豚卦行和咸贲卦行不是正好适合于祖冲之利用冬至前后23日的影长变化，以及冬至后24日影长的变化来准确的测定冬至时刻的影长吗？正是影长在大过豚卦行和咸贲卦行最上端那条短横的位置变化，为确定影长在夬姤卦行最上端的夬卦的那条短横提供一个明显准确的定位来。这个实验使我们叹为观止。这不正是对空间坐标、时间坐标形式上的等价性和坐标变换的认识吗？距今7000-9000年前我们古代先民是何等智慧。有这等知识和智慧的人，能有如爱因斯坦一样的逻辑思维，也就不是什么奇怪，令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其实我的絮叨是多余的。谓余之不信，可削一根长木棍，正直的立在地上，画上卦画，观察日影的变化，就不需要知道爱因斯坦，明可夫斯基，洛伦兹变换式了。也许一个十岁的儿童就能做到的事情。

可对距今7000-9000年前的人们说来，这就是一画开天。使他们进入了历法的科学时代。

二、立杆测日影法的地理科学意义

我们扩大立杆测日影法的考察范围，是将孤立的一根垂直于地面直指苍天的长杆，所形成的日影变化，与记录和计量这个变化的条件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系统。这就为卦画的生成过程建立了实证的条件。而由此必然引出过程的阶段性特点。

在研究卦画生成与历法发展关系中，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没有考古发现为佐证，似乎所有的推论都是猜想。但也有另外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没有将丰富的考古发掘发现与历法发展联系，而使考古发现无法贯通。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表示新月、上弦月、既望、下弦月，晦朔的图案，被当做一种装饰来解释。

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和玉版被解释为工艺品，其实那是历象图。

山西襄汾陶寺镇古观象台遗址，只被认定具有观察冬至时刻日出的简单功能，其实那正是距今4000-5000年前保存完整的使用六十四卦画古历的现场实地。恢复原貌会与埃及古金字塔的伟大建筑齐名，可至今零落无人问津。而当地人却热衷于眼前蝇头小利，反以尾矿大埧塌垮的特大事故闻名于全世界。

正是考古学界缺乏与其它学科相通管道，疲于奔命在盗墓贼屁股后面，使考古发掘作为一门科学远远落后于目不识丁的盗墓者之后。后果就是甘肃礼县秦公大墓被洗劫一空，令人类文明蒙受奇耻大辱。而国人竟漠然处之，反正也不是自己家的祖坟。

对红山文化的发掘考察，也是一个事例，我先抄袭一大段背景材料：

198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红山牛河梁，挖开了一座5000年前的古墓。古墓主人胸前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研究确定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它体蜷如环，环首似猪，圆眼有皱；通体抛光，造型生动。而在13年前的1971年翁牛特旗发现一件玉龙，1987年翁牛特旗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士一件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玉龙基本一致。2003年发现了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可以确定是距今8000年前人类生活遗址。在一个大坑中发现了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S形龙静静躺在那里，龙头摆放一个野猪头骨。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为揭开龙首之谜找到了科学依据。

“兴隆洼猪首龙的出土，说明龙的原型源于动物，龙一开始就是一种人文的，综合性的合体动物，猪龙首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由于当时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而野猪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动物。因此，崇拜龙首猪，是先民们祈求猎物繁盛和狩猎活动成功”。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神秘的‘玉猪龙’出土。‘玉猪龙’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有皱纹。专家们通过对猪面部观察对比，认为这些玉器是猪首造形。

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再到红山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国宝档案》之《红山文化探秘》作者李香荣）

从考古发掘角度分析作者研判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再看从历法角度的一个推论：

“所谓太极图，即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运动规律图，反映的是‘日月星辰，弦望晦朔，寒暑推移，万物生育皆复始’的圆道规律”。

“太极图阴阳鱼中间的连接曲线呈现S结构，S曲线表示太阳周日视运动一年中在地面上投影长短移位的轨迹线，实质是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得的轨迹线，称谓赤道。S曲线昭示地球表面在不同时间所受太阳光照射面的大小及光的强弱情况，影短光强照射面大，影长光弱照射面小，光之强弱是阴阳多少来表示，面之大小用阴阳鱼形来表示。”

（田合禄《周易十五讲基础》页57-58）

最后再看一个历法科学的事例

“元代的郭守敬，是数学、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不但继承了前人观测日影的方法，而且创造了一个叫景符的仪器,用来解决日影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景符的原理是使照射在圭表上的日光首先通过一个小孔，再射到圭面上，形成一个米粒大的光点，它的边缘就很清楚，可以量取比较准确的影长”。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之《中国古代的历法成就》作者陈久金）

我引用三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不同事件的论述，为的是综合起来要获得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这是一个学科相通的结果。

关于红山文化龙的起源与祈求猎物繁盛，能吃饱肚皮，生存下来的关系，不能说作者的推论不对。我们民族至今可以自诩饮食文化造诣非凡。在吃的方面非其他民族所能比拟。8000年来至今社会上大吃大喝成风气，用公款吃喝每年糜费几千个亿人民币，禁而不绝。由此推论我们民族先民崇拜不是从头脑中发生，而是从肚皮里发生，以至如今秉持乃祖遗风也是有道理可讲的。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从地理科学意义上讲：立杆测影法体现了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反映了正午太阳高度变化和季节变化之间联系，由此产生出日照和日期，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直观可计量的形态。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将立杆测日影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从与之配套的计量和记录方式是日照和日期的形态地理学的意义上做出解释，以此为起点并推论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实际上，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表示影长变化这么简单直观的范畴，它是与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原理在基础上是一致的。从天文历法意义上分析：兴隆洼文化遗址的S形龙的堆积石，与第二位学者推论的“太极图阴阳鱼中间的连接曲线呈S结构”实际上可能是一回事。即立杆测日影法对日照所形成的图像的描述方式。

如果将兴隆洼的S形龙的堆积石看着是日照图的一个背景，那么古墓中发现的玉猪龙，它的使用和实用功能，就有可能是第三位作者介绍的景符小孔成象工具。如果在S形龙的堆积石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上立起一根长杆，使其将正午的阳光通过玉猪龙上的小孔和细缝投射在S形龙的堆积石形成的表面上的某个特定的部位，就会确定一个特定的时刻（冬至时 刻或夏至时刻）。它可能就是立杆测日影法的第二个阶段，以S形龙的堆积石为土圭成为记录和计量的阶段。

有人说土圭是立柱，用来测日影，也有说“表所以测日影”日影为阳光通过立柱即“表”在地面的投影，称“圭表”。这不错。但确切的说土圭是卦画的前身，是能表现立杆在地面上的投影变化的记录和计量符号。土圭不是立柱，把土圭当成测日影的立柱，是说颠倒了。

田合禄先生有一个简要的说明：“卦，从圭，从卜，圭是水平放着用来测日影长短的尺子是没有问题的。但训卜为卜问，笔者不赞同。卜，从│从、。“│”是立杆之象，“ 、”是代表日光的射线或日影。“│”、“、”、“圭”三者合而为“卦”。（《周易基础十五讲》页33）

田先生说的不正是土圭是卦的前身，未合之前吗？土 圭未合之前就是立杆测日影法的第二个阶段的标志。

土圭说的不是泥土垒起来的立柱，而是堆积在地面上用以表示立杆测日影长度变化的标志，红山文化兴隆洼的猪龙石堆，就是圭。是地面上垒起来的一种标志，它与卦画的区别是：卦画是以明显的长短横组合的，圭是以石堆积的图样，同样都是用于立杆测日影，对影长度变化进行记录和计量的标记。土圭是卦的前身，是划分立杆测日影法第二阶段的标志。龙图腾不是起源于野猪崇拜和肚皮，而是对自然界季节变化，历法意义的崇拜。

前边我们说过：从地理科学的意义上讲，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其中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季节的更替，都是通过日照和日期的直观变化表现的。反映在人类的认识中，通过日照图和日期图将它描绘出来。这个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从粗略到细致，是人类认识过程的深化。而从地理科学的意义上讲，地球的自转公转，月球绕地球的公转，和月球的自转，月球反射太阳阳光的功能，以及地球、月球与太阳所形成的运动关系，又同时出现更复杂的地理科学意义的要素。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月球公转过程中月、日、地之间位置和角度使地球形成潮汐，月球以太阳为参照物形成的周期即朔望月，一个朔望长度为29.531日。因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导致观察角度变化、而发生的月亮的盈亏变化、即月相变化的周期性，朔望两弦月相每相大约七日的天然计时单元。

这些要素的结合，形成度规结构。在狭义相对论中，时空的本质可以通过它的度规结构来理解。度规是一个抽象的，然而是基本概念。它与宇宙的几何结构联系在一起。这种度规结构是内禀的，与任何观察者无关。日、地、月三个天体的运动过程，人类做为观察者最先对月球地理科学意义认识的是从自身感受发生的。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日、地、月三者几何结构对观察者说来是无关的度规内禀性。使人们最早认识月相的变化和变化阶段周期，并把它作为一个尺度来认识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对地球的日照和日期的描绘，只有有了这个尺度才能形成图形，而六十四卦画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则是将日照图与日期图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并完美的表现出来的唯一的也是最终的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可以替代。只有这样才能使日照和日期这个具体形象的变化，上升到抽象的科学层面。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就是这个过程在我们古代先民思维中的反映。

从地理科学的意义上讲：立杆测日影法体现了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反映了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这同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的另两个反映，即昼夜长短的变化，季节的更替是一致，不可分割的。

人类的认识往往将三者统一起来。但三者关系的记录和计量是有差别的。这就是日照和日期的区别。在实际应用中日照图是二维的，对它的局部描绘有的表现为矩形，有的表现为半圆，以平面形式展示球面，有的表现为扇形，还有局部图再组合。半圆形描绘夏至日，就是一个由S形曲线分割的阴阳两部分。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S形曲线所表示的是日照图的夏至时刻。而此阶段还没有形成以六十四卦画为标记的日期图。

三、立杆测日影法演化的三个阶段

立杆测日影法发生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夸父逐日故事中找到原型。

出自《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逐日影，逮之禺谷。捋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又《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百子全书《山海经》扫叶山房石版）·

叶舒宪、尹荣方、陆思贤、郑文光、冯天瑜诸先生学者诠释故事原型是观测日影变化，化为邓林解释为立杆，赋与它历法发展史应有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但故事原型涵盖的内容似乎还在于：夸父与日竞走，失败了，这意味着观测日影，并未从日影的变化中找到测量回归年长度的结果，而这点是由于衡量尺度和一个起点与终点（两次冬至时刻影长的观测点），并未形成交汇，是与以月相变化阶段为描述季节变化的时代对应。夸父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说明立杆测影是夸父死后时代的事。由以上两点，我们推测夸父竞日是立杆测日影法的起始阶段，是发生在人类最早的历法依赖于月亮的阶段上。

这个阶段大体与《山海经》以山纪日月出入描摹月相变化阶段相对应。早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以符号标志月相变化阶段时期。立杆测日影法的第二个阶段是前边讲过的土圭时期，即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传说，以八个卦爻符号表示两个月相变化周期阶段的时期。

立杆测日影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六十四卦画生成为标志。为什么易经是六十四个卦画，而不能用别的数目，别的卦画构成来替代它？我在《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与卦爻起源新说》一文中设定了一个由《山海经》以山纪日月出入描摹月相阶段变化演进的模拟符号，就是用传统的乾、坤、离、坎、震、巽、艮、兑八卦。分别以乾、坤表示区别，其余六个卦画表示月相周期变化阶段，与《山海经》以山纪日月所出的下半月，纪日月所入的上半月，纪日月所出入的望月，纪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的晦朔对应。这个假设是我依据从果到因的逆向思维方式设计的。是主观上要与我在“六十四卦画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设计的卦画排列顺序和所表示的意义保持一致。在“六十四卦画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中，夬卦画，是以一阴五阳卦列在同样是由一根阴爻五条阳爻组成的大有卦画、小畜卦画，履卦画，同人卦画、姤卦画，以一条阴爻逐次下移一个爻位为特征的夬姤卦行之首。这个卦行是排列在与子午线重合，在坐标系y轴上，与x轴呈垂直的位置上（x=0）。是我们设计的冬至时刻，高表投影在夬卦最上端那条短横上出现的唯一标记。我们设定它是乾月初一，朔日。

而夬卦画是兑卦在上，乾卦在下组合的。这是我们设计的由《山海经》所记一日方至，至女娲炼五色石以符号兑 ，表示一日方至，是我们设定的朔晦日，和以符号乾 表示区别的组合。

剥 卦画是以一阳五阴列在同样是由一条阳爻，五条阴爻组成的比卦画，豫卦画，谦卦画，师卦画，复卦画，以一条阳爻逐次下移一个爻位为特征而形成的排列顺序的剥复卦行之首，我们设定它为坤月初一，朔日。同样而剥卦画是由艮卦在上，坤卦在下组合的。这是由我们设计的由《山海经》所说一日方出，至女娲炼五色石以符号艮 模拟表示一日方出，是我们设定的朔晦日和以符号坤 表示区别的组合。

这里以乾卦坤卦来表示区别，被引伸为乾月坤月的区别，即两个月相变化周期了。在“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中，夬卦画和剥卦画则分别以一阴五阳和一阳五阴的结构特点被列在夬姤卦行之首，和剥复卦行之首，为乾月之初一朔日，和坤月之初一朔日，夬卦画承担了显示冬至日影长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无妄卦画 和升卦画 。这两个卦画分别都位于望月（十五）的位置上。他们分别是由乾卦在上，震卦在下，和坤卦在上，巽卦在下组合而成。它是由《山海经》纪日月所处的描摹日出月落，月出日落的望月这一天，至女娲炼五色石以符号 和符号 模拟，再用乾、坤两卦表示区别组成的。由八个卦爻的结构特点的含义，从《山海经》以山纪日月所出入功能到女娲炼五色石称为符号化，直到六十四卦画的生成是一脉相通的。

最后再来看离卦 和坎卦 ，它们在《山海经》以日月所出，日月所入，描摹下半月，上半月，到女娲补天以离卦，坎卦，为符号模拟，以乾卦在上组合的组合 ，为同人卦画，和讼卦 画。以坤卦在上，坎卦在下 为师卦画，以坤卦在上离卦在下 合为明夷卦画的组合。

前两个在乾纪月中表示初五和初十。后两个在坤纪月中分别表示初十和初五，似乎与《山海经》以日月所出描摹下半月和日月所入描摹上半月，至女娲炼五色石以符号模拟日月所出，下弦月。以符号模拟日月所入，上弦月不符。不能与前边的解释统一起来。

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从八卦模拟月相变化阶段，到六十四卦画的生成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成，它必然依据后生成的六十四卦的历法功能的要求，改变以前以模拟月相变化阶段生成的卦的意义，而使之从整体上符合六十四卦画的排列要求。由此可以说明八卦生成在先，六十四卦画生成在后。虽然从形式看八卦是由三条横组成的，六十四卦画是由六条横组合的。但它并不是八卦因而重之的结果。它的生成条件是依照立杆测日影法所表现的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的数字化要求，就是比照日照和日期的描述路径，也就是度规的内禀性。通俗的说叫潜规则。

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客观上满足了立杆测日影法描述日照和日期的要求。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应该存在，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是哲学范畴。可用于实证科学，也未必不成立。六十四卦画（我用卦画称之）是在八卦（不称卦画而称卦）的基础上生成的，但不是八卦自生，不恰当的比喻，八卦是六十四卦画的母亲，而立杆测日影就是它的父亲。六十四卦画中，乾坤两个卦画是纪月的，未济，既济两个卦画是用在其它两组30个卦画排列最后，表示大月30日，小月 29日的两个节点，用于大小月相间的记录和计量。其余60个卦画分为两组，每组30个。有规则的纵向成行，横向成列，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皆符合一种规则排列，这种排列组合是为了用之于游标P的移位纪日和阴阳合历的历法推算，这种排列组合是唯一的，不可替代，不可更改的。（详见拙著《试论六十四卦画的历法功能》一文）

我们设想立杆测日影以其记录和计量方式要求而演进的三个阶段，是想说明八卦，六十四卦不是伏羲冥思苦想，一天突发灵感，在地上画出长横短横，又画出八卦来。六十四卦也不是因而重之产生的。伏羲（那一代人）创造历史，不是凭空的，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卦爻的产生也是一个人类长期摸索，实践过程形成的,这与人类对季节描述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女娲伏羲时代可能是立杆测日影及其记录计量方式演进的第三个阶段，在对两个月相变化周期各阶段的符号化基础上，以与立杆测日影的记录计量方式完善所要求的条件，以卦画所能表示的日、月、年编制为标准而创立的，伏羲氏的“一画开天”就是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使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综上所述，一画开天不是伏羲画卦，画八卦，而是将立杆测日影的观察方式和记录完整地统一起来，形成了的历法年月日的编制。这个过程中以对月相变化阶段的符号化，以卦画结构特征为依据，使之表示连续意义的排列组合，适应了立杆测日影确定回归年的长度的要求，最终确立了日、月、年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位。这个要求只有六十四个卦画，以其构造的自身条件才能满足。

六十四卦画古历及排列的唯一性，与其说它是伏羲所画，不如说是上天所赐更能为人接受。这个上天就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的结果。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女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顾炎武的推测有何根据，他自己没有说。但如果设想，立杆测日影与六十四卦画古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在聚落的公共活动场所展示的，是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能看得明白，那么人人皆知天文就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了。

四、对卦历的证伪或易经六十四卦历的异化

我们在前三部分的推论中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是划出一条研究卦爻起源于历法的分界线。这就是必须依照立杆测日影法的完善来研判。脱离了立杆测日影法去研究古历法的发展，去研究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去解释和理解六十四卦画的功能，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同样的是脱离立杆测日影法确定的六十四卦画古历去研究易经与历法的关系，也是背道而驰。

考察易学研究史上将卦爻的起源，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当成源头的是《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像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名莫大乎日月。”所建立的思维定式。对这段经典延续至今的通常解释是：“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大一，是整个的一，但是这个一是一个整体，绝对的一，不是一二三四的一。一就是太极，就是整体。世界原来就是一个整个儿的一，一分为二，产生两半，两部分。两半就是二，就是两仪，原始人把二看做一件事的两半儿。易中的一阴一阳，也是两仪。阴就是阴爻，用--来表示，阳就是阳爻，用—来表示。一阴一阳这两仪又一分为二，生出四象。四象即少阴，老阳，少阳，老阴，分别用 、 、 、 四种符号表示。这就是所谓两仪生四象。四象在自然界中就是象春夏秋冬四时。四象再一分为二，生出八卦。即所谓四象生八卦。在少阴，老阳，少阳，老阴即这四象之上分别多加—阳爻—阴爻，即产生八种新的符号，这八种新的符号就是八卦。便生成（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代表事物的八种性质，是不变的。但它们不可代表八种具体的事物。事物的八种性质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万事万物的性质可以抽象为八种，而具体事物则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只有八种”。

“八卦是怎么变成六十四卦的呢？‘八卦而小成’不能反映复杂的变化。所以八卦要变成六十四卦。《系辞传》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就是说用‘因而重之’的办法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即在八卦的每一卦上边又重以八卦，遂成八八六十四卦”。

“有了六十四卦之后，怎么加以说明呢？首先应知道卦是什么？爻是什么？王弼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是时，自今日看来，所谓时就是时代，一卦反映一个特定的时代。六十四卦连结起来，是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学《周易》六十四卦，就等于学习历史学习社会了。一卦六爻，爻很复杂，一卦代表一个时代，一爻便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金景芳《周易讲座》页19-23）

我费力的抄录下这么一大段，是为后边省点事。因为这一大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传统研究的来龙去脉。易经研究都是照着这个套路下来的。这里我们看到的：八卦的生成，六十四卦的生成是先天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法像变通，县象都是哲学范畴，讲哲学，讲阴阳，天马行空，怎么说都行。都可以冠以时髦的“一分为二”。这是那个时代的哲学饭票。可是它就是不能用来讲历法，因为历法是科学，不但要证实，还要证伪。

后世易经学者想要从易传中引经据典，来说明易与历法的关联。然而易经学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形而上学的先天八卦说。从汉儒孟喜，京房又有卦气说，十二消息卦说。试图将六十四卦与历法挂钩，以六十四卦的推衍卜筮世俗化，蜕变为预测之依据。所谓卦气说，即以卦与节气相合，以六十四卦分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有《易纬稽览图》云：“卦气起中孚，故离坎震兑，各主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四卦分之一，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汉上易卦图》云：“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之日之七。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以六十卦与六十甲子纪日对接，这就是所谓“取数说”，发明权在京房。而又有所谓“取象说”，是依据《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认为阴阳二气交感而成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种自然现象，结合八卦方位，将季节变化的描述笼而统之。央视热播台湾学者讲易经，就是照搬“取象说”。

但我们看到的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说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是汉儒依照西汉太初年间的太初历，是从殷代后期实行的以六十甲子纪日的阴阳合历，逐步完善的“四分历”为兰本的临摹。

从汉儒起始直到现代国学大师，在研究历法与六十四卦的关系时，一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道路在起点上就有两条歧路路标。一条是脱离立杆测日影法。一条是将六十四卦任意肢解。砍掉四个卦画，剩下的六十个卦画与六十甲子纪日相对应，以期熨切。可实际上是为了将六十四卦画这双脚，穿进六十甲子纪日的这双鞋子里，硬是砍去四个脚趾头，结果是脚穿进鞋子里，疼得走不了路。

而易学研究史上“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者，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百世同称大儒《宋史·道学传》首列周程张邵朱六子的邵雍。洋洋十二卷《皇极经世》“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以会经运列世数，与甲子下纪帝尧至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以运经列世数，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也。”（下引邵雍《皇极经世》九州出版社李忻一点标本）

邵雍目的是“以天时而验人事，以人事而验天时”。他所依据的天时与汉儒孟喜、京房以降所依据的天时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他们见都没见过，听也没听说过的，直到我们现代人才知道的，由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的，以六十甲子纪日的阴阳合历。一脉相承，到了孟喜、京房时使用的阴阳合历，即四分历。

对于用六十四卦画纪日的六十四卦画古历。别说他们，就是易经的整理者，易传的作者们连想都没想过，是距他们至少是四千年以前古人所使用的历法。

邵雍套用六十四卦画，又不知道六十四卦画原来是干什么用的。为了与六十甲子纪日吻合，就照着孟喜、京房的做法，将六十四卦画古历砍去四个卦画。至于理由他只会自圆其说：“体有三百八十四，而止用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物变易，而四者（天地日月）不变。天惟不变，是以能变也。”为什么不用乾、坤、坎、离四卦？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用呗！

用六十个卦画说三百六十天一年的事，当然还不是学问，要是说得年头愈多，自己的学问也就愈大，易经也就愈玄乎。于是就造出个天运大周期。

1分=12秒

1时辰=30分=360秒

1日=12时=360分=4320秒

1月=30日=360辰=10800分=129600秒

1年=12月=360日=4320辰=129600分

1世=30年=360月=4320日=129600辰

1运=12世=360年=4320月=129600日

1会=30运=360世=10800年=129600月

1元=360运=4320世=129600年（邵雍《皇极经世·元会世运》）

这下子大到没有边了，一部易经居然能够将古今之历尽收其中。对这个就是30×12的等式,南宋大儒朱熹跟着起哄说:“古今历惟康节历用十二万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也”。

王植帮他解释说：“盖一元共三百六十运，故配以三百六十卦。卦之次序，一依《先天圆图》。起于复者，冬至子半，一阳初生，万物之始也。计正卦六十，每卦管六运，当七十二世两千一百六十年。每正卦一变六卦，故三百六十卦，每卦管一运，当十二世三百六十年故曰运卦。后篇以会经运取世卦，以运经世取年卦，皆取于复义。同卦有三百六十次，止用三百六十。而出去乾坤离坎四卦不用者，非不用也，用之做闰卦也。”还是没说明白，又扯到闰卦上去了。

可以把《皇极经世》看成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事记。但强以卦为纲领总有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王植又帮他打掩护说：“尧舜二帝起甲辰至乙亥，共一百五十二年。尧在为百年，合舜居丧三年至乙酉，经世则自丙辰以下，舜摄位之年归之舜。舜在位四十八年，合禹居丧三年至乙亥，经世则至丁巳以下，禹摄位之年归之禹，故微有不同者，而实则一也。”不是推运不对，是人死错了时候。

又有顺杆而上又从《系辞》中找出“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将筮法过程的运算求爻定卦扯到历法上来，成了有360日，或360度的所谓360公度来与邵雍的30×12等式相符合，360秒，360分，360辰，360日……。成了“一本而万殊”的大道运行模式，成了日月星辰符合运动的统一架构而“万法归一。”把邵雍的《皇极经世》当成经典来膜拜。可邵雍并不懂历法。其实只要细想一下就明白了，六十甲子纪日六次循环的三百六十度的意义与回归年长度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和十二个朔望月长度三百五十四日没有任何吻合关系。它同六十四卦画古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三百六十周天公度推论的基础是从日、地、月三个天体的共性视作圆周运动，进而以圆周运动是三百六十度机械运动的角度推演出来的。并将它作为度规，用于历法，并套用六十四卦画在历法中的使用，是套不到一起的。

不过还有人不为邵雍说得天花乱坠所惑。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批评《皇极经世》说：“康节之为此书，其意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奈《易》与历本不相同，硬相牵合，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鹘突历书而不可用也。”（黄宗羲全集第九册页173）

黄宗羲是个大学问家，他说的《易》于历本不相通，有什么根据呢？这还要从《易传》作者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八卦先天起源说起。仰观天象日月星辰，俯观地形山川泽壑。可如果没有立杆测日影法所表现的日照图和日期图，那伏羲氏所看到的变化最多是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和季节寒暑交替的自然过程，并不具有历法意义。也可以武断的说，易经的整理者，易传的作者们，压根就没往易与历相通这点上想。易经卦辞中那些有历法意义的卦辞爻辞，也是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保留下来的。易经的整理者，易传的作者是在六十四卦画古历失传四千年后，从口头文学和零星保存下来的筮辞中整理出来的易经，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因为他们无知，他们是以无知为无知。

可邵雍不同，他以无知制造有知，他制造愚昧。他出自政治目的制造舆论。《皇极经世》是他的工具，是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预言大师，既知前世三百年，又知身后五百年。

清初学者胡渭批评“康节著《先天图》自两至八，《易》之所有也。自八至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又岂《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数学，而非古圣人之《易》矣”。（胡渭《易图明辨》卷六页273）这是一针见血，邵雍的易是他自己的易，他的历也是他自己的历。

如果说汉儒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十二消息卦说，是为卜筮世俗化蜕变，而推衍六十四卦，将六十四卦与历法联系起来，还与易靠点谱，贴点边。那邵雍出自政治目的的六十四卦推衍，则是与易背道而驰。

六十四卦画古历的异化过程，贯穿在易经研究史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从对传统易卦卦序的反思，到对六十四卦画的排列顺序与生成的朦胧思考。有代表性的是宋·吴仁杰和清·徐善。

吴仁杰在《易图说》中收录的有关《易》占筮卦变，名目繁多。有“文王一卦变六十四卦图”“六十四卦六爻皆变占对卦图”“六十四卦六皆爻不变占履卦图”“筮法一卦变八卦图”“伏羲文王正卦履卦图”“六十四卦诸爻遇七八通占本卦对卦图”“乾履卦、正卦、六卦图”等（《易经集成》第143册，页3-5）。其幻化犹如儿童玩具万花筒。

但其中也有新东西，吴仁杰采录了其他讲《易》卦关系的说法，如“文王一卦变六十四卦图”，“一卦”是指乾卦，乾六爻皆不变，则以本卦（乾）卦辞占，六爻皆变则以坤卦卦辞占。吴仁杰把爻变与筮法结合起来，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卦序的新排列。

乾一爻变则得六卦：为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

两爻变则得十五卦为豚（ ）  无妄（ ）中孚（ ）大畜（ ）  大壮（ ）需（ ）睽（ ）家人（ ）讼（ ）巽（ ）鼎（ ）大过（ ）离（ ）革（ ）兑（ ）

三爻变得二十卦为否（ ）益（ ）损（ ）泰（ ）节（ ）噬嗑（ ）渐（ ）随（ ）旅（ ）贲（ ）涣（ ）丰（ ）咸（ ）归妹（ ）蛊（ ）恒（ ）困（ ）未济（ ）井（ ）既济（ ）

四爻变得十五卦，为观（ ）颐（ ）临（ ）晋（ ）小过（ ）坎（ ）萃（ ）

震（ ）明夷（ ）蹇（ ）解（ ）升（ ）艮（ ）屯（ ）蒙（ ）

五爻变则得六卦，为剥（ ）复（ ）比（ ）谦（ ）豫（ ）师（ ）

这是以乾为中心的变化。吴仁杰从卦爻结构变化的外化得到的是占筮卦变。但我们如果将这个变化略加整理，使之与立杆测日影的记录和计量结合起来，并进一步理顺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把它们排列起来，它与“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的排列顺序相似。

近代学者熊十力先生在《十力丛书·原儒》下卷引用了徐善对坤卦的推衍过程：

“有徐善者，据彼首坤之说，而推求其术。余颇赞其精妙。善之言曰，其法，先置一六画坤卦，以六阳爻，次第变之，即成复、临、泰、大壮、夬、五辟卦。（辟者，君也。下仿此。殷易立十二辟卦）。次置一六画乾卦，以六阴爻，次第变之，即化成、姤、豚、否、观、剥五辟卦。十辟见，而纲领定矣。又置一六画坤卦，以复辟变之，成六卦之一阳（复，为辟卦之一，故云复辟。下言临辟等者，均仿此）。以临辟变之，成十五卦之二阳。以泰辟变之，成二十卦之三阳。以大壮辟变之，成十五卦之四阳。以夬辟变之，成六卦之五阳。更进为纯乾，而六十四卦之序已定矣。徐而察之，乾之六位，已为递变之新爻。而坤之六位，犹为未变之旧画，即卦中阳爻已变，而阴爻犹故也。于是复置新成之乾卦，以姤辟变之，成六卦之一阴。以豚辟变之，成十五卦之二阴。以否辟变之，成二十卦之三阴。以观辟变之，成十五卦之四阴。以剥辟变之，成六卦之五阴。更进为纯坤，而坤之六位已更新矣。卒之非有两营也，止此六十四虚位，顺而求之，由坤七变，得阳爻一百九十二，而纯坤之体见。逆而溯之，由乾七变，得阴爻一百九十二，而纯乾之体见。一反一复，而三百八十四爻之易以全矣。详徐氏所云，可谓深得归藏布卦之法。若不由乎此，亦未见有何良法，可以成六十四卦”。这是以坤为中心的变化，徐善也从卦爻结构变化的外化得出一个排列顺序和规则的结果。如果将这种变化略加整理，同样会与“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构图高表投影模型”（修正版）的排列顺序相似。（四库全书收录徐善《易论》，提要说“国朝徐善撰。首有沈庭劢序，称为南州徐敬可，则当为南昌人，而善自署曰嘉禾。”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引称“秀水徐善敬可，博览精思，无所不通，而尤深于易。”“清史儒林传及汉学师承记又均不为立传，遂使湮没不彰。”附记）

我引证这些是想说明在易经研究史上，确实有人对《易传》所固化的八卦的起源，以及后学对六十四卦画生成的推衍发生过的怀疑和动摇，这其中就有对它们之间结构连续性的特征的朦胧意识，但卦画之间构成的连续性的内涵是什么？却无法说明。

但从根本上说这还是研究者的立场决定的。我们对八卦的起源，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六十四卦古历的解析，是从被研究对象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它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不把六十四卦读回到实践发生的实际地点去，将难以理解它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历法史的意义。

六十四卦画的异化更多牵涉的是另一个研究范围，就是历法功能的孪生——祭祀。我们在此不多涉及，它与易经的整理和易传形成的关联是思想史范围的研究课题，即易经的起源。

结语：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讲到科学知识是真正的猜测时说过：“关于这个世界的提供丰富信息的猜测，它们虽然不可能证实（即不可能表明为真实）但可以付诸严格的批判检验。这种猜测是致力于发现真理的严肃尝试。科学假设就像数论里歌德巴赫有名的猜想一样。哥德巴赫认为，他的猜想可能是真实的；而且很可能事实上是真实的，即便我们 现在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不是真实的。”（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页162傅季重、蒋弋为等译）

章学诚关于“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的猜想，以及卦爻起源于历法的猜想，是否是真实的也要付诸严格的批判检验。探讨易经六十四卦画生成过程，从那乱成一团的有限资料中，清理一条线索出来，并将其付诸批判检验，是探求真理的严肃尝试。好在历法是实证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还有可以验证的实验比单纯的理论阐述更具说服力。

我们应该理解前人在探索的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也要分辨出制造愚昧，故弄玄虚对科学对后世的危害。

为了要解释为什么古历是六十四卦画，以对应此前写的六十四卦画是古历，啰啰嗦嗦的凑了三篇。简言之，先头说的是什么，后边说的为什么。

试图依照历法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一条卦爻，卦画起源，发生的线索。讲了三层意思：

一、依照历法发展史，从最早的历法是依赖于月亮。在《山海经》中找到根据，说明以山纪日月出入就是最早对月相变化周期阶段的描摹，继而说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是对这种模糊描摹的符号化模拟，卦爻由此产生。

二、从对立杆测日影法的科学阐释，说明我国的历法起源与发展发育都是以立杆测日法为主干的，划为三个阶段。脱离了立杆测日影法，就无从谈历法，也无从谈卦爻和六十四卦画的生成。由此证明卦爻是后天的，卦爻，卦画都起源于历法。

三、六十四卦画的历法功能决定了六十四卦画的生成和排列的唯一性，它的异化也发生在历法阶段，是由历法孪生功能——祭祀引发生。但与历法不是一个范畴。

让易经六十四卦画古历走下神坛，揭开蒙在它头上的神秘外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祭司，而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以她的青春靓丽，显示出勃勃朝气。这不是贬低我们民族的文化史的源头。相反更可引为自豪的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不能否认易经整理者和易传作者的努力，使易经承载了我们民族文明和进步的重任。作为后人，我们也要努力！（全文完）

二O一O年五月二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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